1930年，医生梁正伦到嘉定时，乐山与中国大多数地区一样，医疗条件落后，卫生防疫基本处于空白，结核、疟疾、天花、伤寒、霍乱等传染病流行。每遇爆发高峰期，不少人难逃死亡。
而在这些病之外，乐山还流行一种地方病，当地人称“趴病”，也有称“粑病”、“疤病”等。发病者意识清楚，但是四肢，浑身乏力，有的连话也说不出来，严重时会失去生命。武 汉 大 学 在1938-1946 年西迁乐山，“趴病”曾让不少教师学生谈虎色变。
《武汉大学校史》（1893-1993）记载：营养不良，医疗设备奇缺，加上乐山特有的地方病——疤病的袭击，致使乐山时期武汉大学师生的死亡率越来越高。统计数据显示，武汉大学自1938年4月迁乐山到1940年底为止，三年时间，仅学生因病死亡者达五六十人之多。其中1940年9月至10月底的50天内，就有五位学亡。到了1943年暑期，短短一个月内又有七位女学生相继死亡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自1938年4月至1943年8月的五年内，一个仅有1700多人的学校竟相继死亡了100多个学生。
这个骇人听闻的死亡率，使学校公墓不得不一再扩大。因此，学生们把武大公墓称作学生的“第八宿舍”（学生宿舍实际只有七舍）。
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叶峤教授回忆当时情景说：“初到乐山，趴病确实吓人。教授们因趴病轻，医好后不能再在乐山居住下去，只好携眷东去，另谋出。”
那时期在武汉大学就读的孙后来在“琐屑的往事”一文中也写到趴病：“……直到抗日战争时期，乐山仍然很带野气。铜河的滚滚浊流，斑竹湾两手合抱的野藤，凌云寺、乌尤寺的丛林，还有厉害的蚊子，都带着蛮荒味儿。尤其是趴病，躺在床上便瘫痪了，严重时会死亡。抗战初期迁入乐山的武汉大学师生中，就有人死于此病……”
另外，徐博泉在其《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师生生活一瞥》中说：“据统计，武大迁来后至1943年，死于趴病的达三十七人。都是外省人。全葬在老霄顶外坡草丛中……”
最初，有人将趴病患者送到仁济医院，但是医生无法确诊这是何种病症？也就不能对症下药，更谈不上根除疾病。
他发现发病者往往是睡后醒来忽然浑身乏力，四肢，追问前一天的饮食起居，有无接触异物等等，大多有头天“打牙祭”、“吃油大”（方言：指吃肉或聚餐）的经历。而这些食物并无异样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
这个问题困扰梁正伦很久，曾经一度作为运动神经疾病治疗，但收效甚微。梁正伦又对患者发病前一天接触过的物体、吃过的食物一一记录，反复分析排查，开始对他们使用的食盐产生了怀疑。
最后通过与武汉大学，尤其是内迁到五通桥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实验分析，发现问题果然出在食盐上！原来食盐中化学元素钡的含量超标，钡是碱土金属元素，与水作用成氢氧化钡，有毒。
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前身为久大塘沽盐厂的化验室，由著名的民族化学工业开拓者与奠基者范旭东创办。范旭东早年曾留学日本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他旗下的企业由天津迁至四川，其中久大盐业公司迁往自贡，永利化学公司和黄海化学研究社迁往乐山境内的五通桥。
因为出产盐的缘故，乐山人口味普遍偏重。再加上平时难得吃上一次肉，一旦吃肉不撑得十二分饱不肯放下筷子，于是盐的摄入量大大增加。
其实，乐山及周边早有趴病患者出现，但并没有人去深究。抗日战争期间外地量涌入，病情集中地爆发，这才引起人们的恐慌。
为了避免人们对趴病的恐慌，国民一度将两口钡含量特别高的盐井关闭。趴病终于得到有效的控制。
2012年，梁正伦的女儿菲丽丝（Phyllis）与其丈夫Jack曾经返回乐山，他们本想去峨眉山新开寺看看当年的旧居遗址，梁正伦在新开寺别墅是13号，可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行。
大峨寺是在峨眉山最早的避暑之地，后来迁往新开寺。那天与宽忍品茶叙旧，夫妻俩十分愉快，相约以后再来峨眉。
不想这却是Jack 最后一次旅行，Jack2014年因病去世。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，宽敞的别墅里菲丽丝形单影只，经常长久坐在电脑前看过去的老照片。
采访菲丽丝的当天晚上，我们受邀参加Glenn Edward Owen、Bryce Vickers Owen兄弟俩举行的晚宴。他们俩分别于1935年、1937年出生在重庆。1941年一个大雾弥漫的日子，兄弟俩的父亲吴以文，因需从南岸渡江去市区办理一件急事，见渡船停渡便搭乘一艘小舢板。不料刚离岸不远就触礁翻船，吴以文的遗体几天后才找到。父亲去世后，兄弟俩就随母亲返回。虽然成年后他们没有再返回中国，但一直念念不忘，最近计划到重庆祭奠父亲。那晚到Glenn Edward Owen家参加的六家人均与中国有关，于是整个晚上的话题都围绕中国展开，大家相谈甚欢。
返回已是晚上10点多，天上下起小雨，人烟稀少的乡间异常安静。菲丽丝车速飞快，一沉默。开了一阵忽然拐入高速边的一条岔，四周漆黑，阒寂无声。车灯穿过雨帘，只能大致看清左右的景象。
不一会，菲丽丝把车停在边，指着不远处一块墓碑说：“Jack在那里，2012年我们一起去乐山，现在你从乐山来，去看看他吧……”
事出突然，我没有任何准备，甚至没有一枝花，一炷香。我走到Jack墓前，以中国人的礼仪，合掌深深向他三鞠躬。
返回车上，我的头发如同水洗一般，菲丽丝没有下车，默默地坐在方向盘前，中我看不到她的表情，无法猜测她在想什么。
待汽车再次行驶上，菲丽丝依旧没有说话。走了一阵，迎面来了一辆车，会车时对方的灯光让我无意间看到她面颊上满是泪水，她咬紧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，她把巨大的悲哀在心头！
回到家，菲丽丝拿出父亲在乐山时拍摄的一些老照片，得知梁正伦曾经居住的老宅，在今天乐山职业技术学院白塔街校区内，不过已经被拆除。
我们由梁正伦的故居谈到白塔街，再谈到已经消失的白塔。菲丽丝说，一位受聘仁济医院的中国医生与父亲闲聊时叹息道：我与太太怎么只生女儿？
如活在乐山城里的人，大多不知白塔街是由玉凤山上的白塔而得名。而在采访，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提到嘉定城里的白塔。
1939年梁正伦调到重庆，任重庆仁济医院院长，一家人依依不舍离开嘉定。到达重庆后，才得知从嘉定到重庆的货船不幸翻沉。梁正伦的家具、书籍以及生活用品损失殆尽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重庆成为日本侵略者空中重点打击对象。1938年至1943年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日军出动9000多架次飞机，轰炸218次，投弹11500枚以上，死者达10000人以上，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。
梁正伦所在的医院，作为重庆第五重伤医院，专门收治城区和南岸地区被日机炸伤的人员。同时，梁正伦还被委任为重庆救护队第八中队长。
菲丽丝回忆说，父亲在重庆期间与冯玉祥将军成为朋友。冯玉祥1938年随国民迁来重庆，第二年初买下了当地乡绅南位于沙坪坝区陈家桥镇的一幢四合院，取名“抗倭庐”，表达抗击日寇的决心。
冯玉祥特别喜欢菲丽丝妈妈做的牛扒，一边吃一边赞扬，声音非常洪亮。有一次冯玉祥来访，带了一本连环画赠送菲丽丝，告诉她书中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女英雄，并特地给她讲了宋朝梁红玉的故事。
菲丽丝听得如痴如醉，最后冯玉祥给她起了中文名字：梁玉。这说个“玉”字，有几层含义，希望她长大后做一朵铿锵的玫瑰，美丽、勇敢、有所作为。
菲丽丝成年后与父亲一样，也从事医务工作，最初是，后来担任营养师。她说，父亲在重庆期间，工作非常繁忙，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，有时彻夜在医院手术。
一次小妹妹病了，父亲无法回来照顾，保姆几乎三天没有合眼。父亲回来后让保姆回家休息一下，可保姆放不下病中的小妹，犹豫着不想离开。父亲说，我是医生知道如何照顾病人，两人正说着话，不料已经睡着的小妹忽然爬起来大哭，伸手要保姆抱，不断嚷嚷：“我要大娘，不要爸爸，不要爸爸……”菲丽丝姐妹称家里的中国保姆为“大娘”。大娘既如同她们的亲人，也是她们的第一位中文老师，感情深厚。
我离开的那天早上，菲丽丝在餐桌上又说起大娘。我问大娘何时离开他们一家？菲丽丝说，大娘从未离开，她一直在我心里。
父亲担心孩子们舍不得大娘，到时可能拉着大娘手不登船，便在头天晚上悄悄让大娘先离开了。而的菲丽丝，直到上船没有看到大娘追问时，父亲这才告诉她们：大娘已经走了。姐妹几个顿时大哭起来。父亲安慰她们说：“大娘老了，海船颠簸会生病，我们以后可以到中国来看她……”
说到此处，菲丽丝泪眼朦胧，好一阵没有说话。当她有机会再次返回中国时，四处打听大娘后人的下落，可音讯杳无。对此，她一直耿耿于怀。
菲丽丝是现任“CS”委员会，这场发起于1936年的已经延续了70年，参与的人几乎都与中国有关。已近80岁的菲丽丝的子女和孙辈都颇有出息，而她却准备卖掉自己漂亮的别墅去养老院。
菲丽丝深情地说，活到这个年纪一切都能看得开，唯有“CS”的义务难以割舍，因为她的心是“中国心”。女人痣面相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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